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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官箴思想
发布时间:2016-06-20   点击数:
 

  王利俊 

      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古籍中,保存了许多精辟的格言古训,其中就有历代流传的官箴思想。这些戒奢从俭、反腐倡廉的居官之道,在今天仍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。

  宋代的吕本著有《官箴》一书,它开宗明义,言简意赅:“当官之法,唯有三事:曰清,曰慎,曰勤。”清人石成金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,谓之“三不可”,即:清是做官本等,却不可矜清傲浊;慎是居上经心,却不可慎大忽小;勤是从政实地,却不可勤始怠终。此三不可,是居官最妙之法,亦是处己最妙之法。所以,千百年来,“贵廉洁,贱贪污”,自然成了官箴的首要内容。

  其实,关于“廉洁”一词,古人早有明确定义:“不受曰廉,不污曰洁”。明万历年间的吕新吾续《小儿语》,就指出:“贪财之人,至死不止;不义得来,付与败子。”这句话告诉人们,贪财的人总是欲壑难填,永无满足之时的。但是他们不从对子女教育上用力,却从积蓄上用心,结果纵有再多的不义之财,也会被子女挥霍掉。

  一代明君唐太宗集其一生统治天下的经验著成《帝范》,包括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从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十二篇,几乎讲到了做皇帝应该注意的各个方面,其论理的深邃透彻,看问题的高瞻远瞩,确实令人叹服。我们不妨对其中“诫盈”、“从俭”、“赏罚”作一简单分析,去感受一个开国君主对人生和世界特别是对为官之道的非凡体悟。由反隋起义而位登大宝的唐太宗李世民,不仅自己虚怀若谷,从善如流,而且常常能不忘前事,引以为鉴,并以隋亡的教训警策自己和告诫皇子:殷鉴不远,戒骄戒躁!君王如此,太宗的贤臣张蕴古也曾说:“事起乎所忽,祸生乎无妄”,君王应“以一人治天下,不以天下奉一人”,只有“归罪于己,推恩于民”,才可以保天下,得民心。被太宗敬作“人镜”的魏征也一度微言大义:“自古失国之主,皆为居安忘危,处治忘乱,所以不能长久。”他告诫人们,要想做到居安不忘危,处治不忘乱,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,务必具有谦虚之德,谨慎之行。“从俭”一篇,最集中地道出了这样一条真理:在俭朴和奢侈之间,人们只有正确地掌握好分寸,既不因为贫困而吝啬,也不因为富有而挥霍,才会作到出入有常,俭约兴邦,避免进退无度,骄奢丧国。“为臣贪,必丧其身。”太宗如此告诫群臣,为官莫贪,伸手必被擒!他进而指出赏罚的秘诀:如果奖赏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能深受鼓舞,就一定去奖赏他;如果惩罚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能引以为戒,就一定去惩罚他。奖罚分明,自然就会起到劝善止恶、行善防恶的作用。

  与此相对应,“俭以养廉”,戒奢从俭,卢怀慎、戴胄、温彦博、魏征、于谦、于成龙等历代廉吏都具有俭朴的作风。身为唐开元初年的一朝宰相,卢怀慎有一次患病在家,朝臣去看望他时,只见围墙矮陋,竹席破旧,宴客的“佳肴”只是两碗蒸豆和青菜。唐户部尚书戴胄卒,太宗以其“居宅弊陋,祭享无所,令有司特为之造庙。”温彦博为唐尚书右仆射,“家贫无正寝,及薨,殡于旁室。”魏征宅内,“先无正堂,及遇疾,太宗时欲造小殿,而辍其材为征营构,五日而就。谴中使斋素褥布被而赐之,以遂其所尚。”明代兵部尚书于谦每次出巡都是空手而回,面对他人的不解,他只用“清风两袖朝天去,免得吕阎话短长”的诗句释疑,并坦言“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直到他被害抄没家产,人们也只发现“家无余资,萧然仅书籍耳。”

 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曾有一段传诵千年的名言,说的是:“夫君子之行,静以养身,俭以养德,非淡泊无以明智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他把俭朴作为培养个人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,强调不过清淡的生活,就难以坚定志向。春秋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则从贫富的角度,同样道出勤劳俭朴对于个人的重要:“侈而惰者贫,勤而俭者富。

  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李商隐等政治家和文学家,更把俭朴上升到立国兴邦的政治高度。欧阳修道: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。”直译过来就是,忧虑、辛劳,可以使国家兴旺;安逸、享乐,可以使自己堕落。作为文学大家、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的王安石,正是以自己一朝宰相的洞察力和经验教训,无比深刻地指出:“豪华尽出成功后,逸乐安知与祸双?”生活奢侈豪华,都是出现在建国安邦的大业成功之后,历代的帝王们哪里懂得贪图安逸和享乐,却与灾祸临头成对成双。李商隐的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败由奢”,以从前的贤人和国家为例告诫后人,成功都是因为勤俭,败亡都是由于奢侈。

  为了弘扬清正廉洁、勤政爱民的官风官德,也为了自勉,古代不少官吏还经常在官衙悬挂楹联,昭示民众。当然,其中也不乏挂羊头卖狗肉者,专门写给人看,以遮人耳目,蒙混过关。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,单就楹联本身来说,还是有许多警策之语、醒世之言。

  在这些衙署楹联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倡廉政、戒贪贿的。清代武承谟任无锡县令时,在县衙前的影壁上悬有一联,表明为官之道:“罔违道,罔拂民,真正公平,心斯无;|不容情,不受贿,招摇撞骗,法所必严。”清人余云焕为与义府衙署大堂所撰联云:“不要百姓半文钱,原非异事;|但问一官二千石,所造何功?”该联说明不搜刮民脂民膏本是为官者起码的官德,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迹,重要的是享受着国家的俸禄,究竟有多少政绩。明朝弘治年间有一吏部尚书,曾在门上撰写一副对联,把京官登门送礼及外任官吏携带礼物进京行贿,均斥之为可耻的事情。该联云:“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;|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。”这里的“苞苴”一词,就泛指贿赂。

  古代的地方官被称为“父母官”,有不少衙署楹联就是从勤政、爱民、摆正官民关系等方面而撰写的。比如清光绪年间,贵州安顺府知府文海在府署二堂就悬有一副自撰联:“一筹莫展,五载素餐,也算地方官,自问那堪称父母;|百姓忠良,七属静谧,仅偿温饱志,诚忍何以封君王。”前面提到的武承谟,在其县衙大堂悬挂的对联是:“人人论功名,功有实功,名有实名,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,终为无益;|官官称父母,父为真父,母为真母,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,总不相干。”其爱民、为民之心可见一斑。

  历代官署楹联中,还有一些是反映做官的抱负、胸襟和官风、官德以及为官者自律内容的。南宋入蜀宣抚使余,为表明其治理好四川的决心,在官署大门就悬挂了“一柱擎天头势重,|十年踏地脚跟牢”的对联。明代的王阳明和清代的林则徐两人都喜欢用同一副8字对联:“求通民情,|愿闻己过。”以此倡导重调查、兴民主,广开言路。

  贪官之所以会出现,除了体制、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外,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财利和情色的诱惑。晚清之际武昌知府方大缇说过一段话,对如何认识和抵御财利诱惑很有见地,颇值玩味:“对财利引诱,起初都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犹豫,偶然一次拿了,自以为于事无损,久而久之,则无所顾忌了。自爱的人当把利诱视作毒酒,饥渴至死,不可入口。”

  面对这样一群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超凡脱俗的伟大灵魂,即使身处当今社会主义时代的许多领导干部,也大概会为之汗颜吧?!成克杰、胡长青、庞家钰、刘志华、杜世成、邱晓华等一批当代大贪官的纷纷落马,对此作了最好的反面注解。的确,我们不少的领导干部常常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,自己工作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但其喜好于灯红酒绿、沉湎于声色犬马、热衷于政绩工程的所作所为,其情趣庸俗、品德低下、无视群众的诸多做派,分明就是人民的老爷,其工作目的分明是为自己和小团体捞取政治资本,以不断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。

      可以说,我国古代的官箴思想,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。通过收集、整理和研究,古为今用,并积极倡导为官者经常温习,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将大有裨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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